第十七章:年关-《明途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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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腊月二十四,小年。

    临海县城从一大早就热闹起来了。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,从城东响到城西,又从城西响回城东,此起彼伏,像是谁家在比赛。空气中弥漫着硫磺的味道,混着炸油果子的香味和烧纸钱的烟味,有一种说不出的烟火气。

    沈知行站在耳房的门口,看着巷子里的孩子们追逐打闹。他们穿着新衣服——虽然大多是旧衣改的,但对于孩子们来说,“新”就是“没穿过”,哪怕是补丁摞补丁,只要没破洞就是好的。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串鞭炮,不敢点,递给旁边的同伴,同伴也不敢点,两个人推来推去,鞭炮掉在地上,哧哧地冒着烟,吓得两人尖叫着跑开了。

    赵大牛蹲在门口,手里端着一碗饺子。饺子是今天早上老庞送来的,说是陆师爷让食堂多包了一些,分给没家没业的孤人。赵大牛吃得很慢,一个饺子要嚼半天,好像在品什么了不得的美味。

    “赵大牛,”沈知行说,“你过年不回卫所?”

    赵大牛把嘴里的饺子咽下去,抬起头,憨憨地笑了笑。“彭千户说,俺的任务是保护你。你过年不回家,俺也不回。”

    “我没有家。”沈知行说,声音很轻。

    赵大牛愣了一下。他看着沈知行的脸,那双钝钝的眼睛里有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同情,是理解。因为他也没有家。他爹死在充军的路上,他娘改嫁了,他一个人在台州卫活了二十六年,没有家人,没有亲戚,没有朋友。彭毅是他的长官,俞三是他的战友,台州卫是他的家——但那个家,是一千八百三十二个无家可归的人凑在一起搭起来的,随时可能散。

    赵大牛把碗里最后一个饺子塞进嘴里,嚼了两下,咽下去,然后站起来。

    “沈相公,”他说,声音瓮声瓮气的,“你跟俺一样,都是没家的人。但俺觉得,没家的人,反而不用怕。因为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
    沈知行看着他,沉默了很久。

    这个看起来憨厚、迟钝、大字不识一个的士兵,说出了一句让他心头一颤的话。

    “没什么可失去的”——这就是他穿越之后的状态。没有父母、没有妻儿、没有房产、没有积蓄、没有功名、没有靠山。他是一张白纸,可以被任何人涂抹,也可以自己握住笔,在这张白纸上画他想画的东西。

    “走吧,”沈知行说,“去府衙。今天还有事。”

    两人一前一后,穿过鞭炮声声的老街,往府衙的方向走去。

    府衙今天也过节。侧门上贴了新的春联,红纸黑字,写着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老庞站在门口,穿着一件新棉袄——说是新棉袄,其实是旧袄翻新,把面子拆下来洗了洗、补了补,又缝上去,看着比之前精神了不少。他看到沈知行和赵大牛过来,笑呵呵地拱手:“沈大人过年好,赵家兄弟过年好。”

    沈知行从袖子里摸出几文钱,塞给老庞。“庞叔,过年买壶酒。”

    老庞接过钱,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,像一朵风干的菊花。他没有推辞,收了钱,提着扫帚,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    经历司今天也贴了春联。吴承恩亲笔写的,字迹清瘦有力,一看就是练过的。上联是“一官半职清风两袖”,下联是“五经四书明月三更”,横批“淡泊明志”。

    沈知行站在门口,把那副春联看了好几遍。

    “一官半职清风两袖”——吴承恩这是在自嘲,也是在告诉他:做官不要贪,要清。在嘉靖朝,清官是最难做的官,因为所有的制度都在逼你贪。你不贪,你就活不下去;你贪了,你就变成张三省那样的人。这是一条窄路,窄到只容一个人侧身通过。

    他推开档案房的门,点上油灯,开始查嘉靖二十九年的账。

    任务是从昨天开始的——吴承恩让他查一笔五千三百两银子的去向。这笔银子在账目上写着“仓储损耗”,但实际去向不明。沈知行需要从嘉靖二十九年浩如烟海的公文中,找到这笔银子的蛛丝马迹。

    他把嘉靖二十九年的公文按照月份排列好,从正月开始,一份一份地看。

    正月,没有。二月,没有。三月,没有。四月……

    他一份一份地看,一笔一笔地核,一行一行地查。四百多份公文,每一份都要仔细读,每一个数字都要认真看,每一笔进出都要核对。这是一个极其枯燥的工作,枯燥到让人想撞墙。但沈知行没有走神,因为他的脑子里始终绷着一根弦——五千三百两银子。这笔银子如果被张三省的人吞了,那他找到证据,就等于握住了张三省的一根软肋。

    一直查到下午,他终于在七月的一份公文中发现了线索。

    那是一份关于“临海县仓储损耗”的报告。报告上写着,临海县府库在今年七月发生了一起“意外火灾”,烧毁了一批粮食和物资,折银五千三百两。火灾的原因是“看守不慎”,责任人是一个叫“孙德茂”的仓科书吏,已经被革职查办。

    沈知行盯着“孙德茂”三个字,手指微微收紧了。

    孙德茂。仓科的一个普通书吏,四十来岁,圆脸,微胖,平时话不多,见谁都笑眯眯的。刘典吏曾经提醒过他,“去府库的时候避开孙德茂,那个人嘴巴不严”。但他没想到,孙德茂不只是“嘴巴不严”,他还经手过这样一笔巨额“损耗”。

    火灾烧了五千三百两的粮食和物资。看守不慎——这个理由太轻巧了。一座府库,如果真的是意外火灾,烧的不是整座仓库,而是“一批”粮食和物资,这不合常理。火从哪里烧起来的?为什么只烧了那一批?为什么其他仓库没事?

    沈知行把这份报告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,发现了一个更可疑的细节——报告的最后,有一个人的签字:“经手人:周应龙。”

    周应龙。

    粮科的周应龙,帮沈知行调粮、在关帝庙给他写“这是自己人”纸条的周应龙。他在这份“火灾”报告上签了字。他知不知道这笔银子的真相?如果他不知道,为什么是他签字?如果他知道,他为什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?

    沈知行把这份报告放在“重要”那一摞的最上面。然后他继续往下看,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这笔银子的线索。

    八月、九月、十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——他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记录。五千三百两银子,就像被那场“火灾”烧得一干二净,连灰烬都找不到。

    沈知行靠在椅背上,闭了一会儿眼睛。

    五千三百两。加上张三省调粮的两千石、收买烽堠的银子、贿赂周怀仁的两千两、安插内线的花费——这个人的财富,可能比台州府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。而这些财富,都是从台州的百姓、军户、小吏身上一滴滴榨出来的。

    他睁开眼睛,把那份报告锁进了抽屉的夹层。

    十二月二十四日,沈知行为了一件事去找韩茂才。

    这件事实在不好开口,但他必须开口——快过年了,他需要给老庞、赵大牛、俞三这样的人送点东西。他们帮了他很多,他不能空着手过年。但他没有钱。从九品知事的俸禄是每月三石米,折银一两五钱,十月份和十一月份的俸禄加起来三两银子。这些银子,他买了一身棉袍、一双棉鞋、几刀毛边纸,已经花得差不多了。

    他敲开了税科的门。今天是腊月二十四,税科的人大部分都回家过年了,只有韩茂才一个人在值班。他坐在条案后面,面前摊着一本册子,正在打算盘。看到沈知行进来,他的手停了一下。

    “韩爷,”沈知行在他对面坐下,“我想跟您借点钱。”

    韩茂才看了他一眼,没有说话。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块碎银子,放在桌上。银子不大,约莫二两。

    “够吗?”他问。

    沈知行看着那块银子,犹豫了一下。“够了。年过了还您。”

    韩茂才摆了摆手。“不用还。不是我的钱,是你爹的。”

    沈知行愣住了。

    “你爹在牢里的时候,他的衣服、书籍、笔墨都被狱卒拿走了。我偷偷藏了一本书——不是值钱的东西,但那是你爹的遗物。后来我托人把那本书拿到省城卖了,卖了二两银子。这二两银子,我一直留着,想着有一天还给你。”

    沈知行的眼眶有些发酸。他看着桌上那块白花花的银子,想起那个在牢里翻来覆去看《大明会典》的穷秀才,想起他写在诉状上的那些泣血的文字,想起他被张三省害死后的每一个日日夜夜。

    “谢谢韩爷。”他拿起那块银子,手指微微发抖。

    韩茂才低下头,继续打算盘。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,在空荡荡的税科里回荡。

    沈知行走出税科的时候,赵大牛蹲在门口,手里拿着一块烤红薯,正吹着气,怕烫。

    “走,”沈知行说,“去买东西。”

    两人去了城南的集市。小年的集市格外热闹,卖年货的摊子一个挨着一个,从街头摆到街尾。红纸、蜡烛、香火、鞭炮、糖果、干果、腊肉、鱼干、新衣服、新鞋子——琳琅满目,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    沈知行在集市上转了一圈,买了几样东西——

    给老庞买了一壶黄酒、一包茶叶。给赵大牛买了一双新棉鞋——他注意到赵大牛的脚趾头一直露在外面,冻得发紫。给俞三买了一条围巾——粗毛线的,不是很厚,但至少能挡挡风。给彭毅买了一刀宣纸——他写字用的,虽然他的字不太好,但他一直在练。

    花了一两八钱银子,沈知行手里只剩下几串铜钱了。他把东西分好,用布包着,拎在手里。

    赵大牛拎着那双新棉鞋,翻来覆去地看,脸上的笑容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。他把鞋抱在怀里,生怕弄脏了,走路的时候一直低着头看,差点撞到一根柱子。

    沈知行笑了笑。

    当天下午,沈知行去了台州卫。

    雪又开始下了,比上午大得多,鹅毛般的雪花铺天盖地地落下来,把整个天地都染成白色。沈知行骑着枣红马,赵大牛跟在后面跑,两个人的身上都积了厚厚一层雪,像是从雪堆里爬出来的。

    到卫所的时候,已经是申时了。天快黑了,营房里亮起了灯火,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纸里透出来,在雪地上投下一片片温暖的光晕。

    沈知行先去找了俞三。俞三正在马厩里喂马——那匹枣红马,他养得很好,每天喂三次,夜里还要起来加一次料。马厩里很暖和,干草的香气混合着马粪的味道,有一种朴实的、让人安心的气息。

    “俞三哥,”沈知行把那块围巾递过去,“过年了,送你的。”

    俞三接过围巾,看了很久。他用粗糙的手指摸了摸围巾的毛线,翻过来,翻过去,又翻过来。然后他把围巾围在脖子上,打了个结。围巾太长了,绕了两圈还能拖到胸口,但他的脸上有了一种沈知行从未见过的表情——不是笑,是那种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嗓子、说不出话的表情。

    “谢谢。”他说,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。

    沈知行拍了拍他的肩膀,转身去了指挥署。

    彭毅坐在条案后面,面前摊着那张海防舆图,舆图上又多了几个新的炭笔圈。看到沈知行进来,他抬起头,脸上没有什么表情。

    “过年了,还来?”

    “送点东西。”沈知行把那刀宣纸放在桌上,“您的字该练练了,太难看了。”

    彭毅愣了一下,然后笑了。那笑容不大,只是嘴角微微上扬,但眼神里有一种温暖的、明亮的东西,像是在寒冷的冬夜里忽然看到了一盏灯。

    “你送东西就送东西,还损我。”他拿起那刀宣纸,翻了翻,“好纸。舍不得用。”

    “纸就是用来写的,不用就浪费了。”

    彭毅点了点头,把宣纸收进抽屉里。

    “俞三从大陈岛回来之后,”彭毅压低声音,“我让他去查了那五艘战船的事。你猜怎么着?船还在,但多了。”

    沈知行的心跳了一下。“多了多少?”

    “俞三不敢靠近,远远地看了一下。他说至少多了三艘。现在总数可能达到八艘。”

    八艘。

    沈知行的血往上涌了一下,又压了下去。

    八艘战船,每艘算五十人,就是四百人。四百个倭寇,在夜里乘着涨潮登陆,可以在半个时辰内攻下一个村庄,一个时辰内屠光全村。台州沿海有几十个村庄,最近的离卫所不到五里,最远的也不过二十几里。台州卫能打的兵不到一千二百,分散在几百里的海岸线上,根本防不住。

    “彭大人,”沈知行说,“过完年,我要去一趟宁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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